2026年8月8日至9日，第三届“滇池刑事法治论坛”在云南昆明召开。本次论坛以“环境资源犯罪的刑事治理”为主题，围绕“非法采矿罪的刑事治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刑事治理”“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治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刑事治理”四个单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同时，论坛分别从“环境资源案件的行刑衔接”“环境资源案件的公益诉讼”两个方面，以圆桌对谈的形式，展开了各界对话。

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云南省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主办，国家检察官学院云南分院承办，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云南大学协办。得到了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南京）律师事务所、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的支持。

澳门六合彩开奖结果走势图 党组书记、检察长张相军，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毛洪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车浩致开幕辞。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云南省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会长陈伟强主持开幕式。

张相军检察长在致辞中高度肯定了本届论坛在时值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之际提出的会议主题，预祝论坛成功举办。张相军指出，云南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宝库，肩负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使命，2021年以来澳门六合彩开奖结果走势图 机关办理了大量环资刑事案件与公益诉讼案件，多起案例获评全国典型案例。法典明确检察生态环保职责，对检察履职提出更高要求。当前生态环境刑事治理存在四大实务难题：行刑边界认定难、行政与刑事证据标准不统一、协同治理链条未闭环、新型犯罪办案专业能力不足。张相军表示，云南省检察院将出台配套实施意见，以法典为指引精准办案、构建行刑闭环、从严打击涉生态犯罪、深化源头治理、加强检校协作，依托论坛吸纳学界智慧、借鉴先进经验，守护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毛洪涛律师在致辞中代表律所及支持单位预祝本届论坛成功举办。前两届论坛聚焦涉企、贿赂犯罪的刑事治理，本届论坛紧扣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充分依托云南生物多样性的地域特质，主题兼具时代性与实践性，已然成为刑事法治跨界交流平台。毛洪涛结合律师执业视角提出两点思考：法典出台为环境犯罪定罪确立新标准，也拓展辩护空间，律师需依托新规细化辩护观点；恢复性司法模式下，生态修复举措可作为量刑协商的重要依据，兼顾当事人权益与生态修复目标。

车浩教授作为主办方代表，在致辞中阐释了本届论坛选题初衷：恰逢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窗口期，主题贴合现实需求；环资治理既要重拳惩治恶性污染犯罪，也要坚持刑法最后手段原则。论坛聚焦污染环境、非法采矿等四类高发罪名，同步设置行刑衔接、公益诉讼研讨单元，实现环资犯罪全方位综合治理。车浩教授表示，论坛始终坚持实务专家为主、学界学者为辅的定位，汇聚全国顶尖审判、检察业务专家，打通法律职业共同体交流渠道。车浩专程致谢云南省检察院连续三届给予会务支撑，感谢学界、实务界嘉宾到场交流，期待理论与实务碰撞形成火花，并祝愿论坛圆满举办、与会人员学有所获。

陈伟强教授对参会嘉宾表达了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希望本次论坛能够延续传统，积极开展思维碰撞与头脑风暴，提供真知灼见，为环境资源犯罪的刑事治理提供更多更好的建议。

论坛嘉宾为优秀论文获奖代表进行颁奖。

主旨演讲环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许永安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汪劲作主旨演讲。

汪劲教授系统阐释了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对环境资源犯罪司法认定带来的结构性影响。法典整合原有零散法律规范，实现污染防治领域规范全覆盖，前置裁判依据更加统一、体系更加完备。汪劲教授指出，在污染环境犯罪认定上，最新司法解释确立行为犯优先、结果犯为辅的入罪导向，扩容规制主体与污染物种类，将积极开展生态修复、挽回生态损害确立为独立从宽量刑情节，并大幅拓宽监测、环评、机动车检测等领域弄虚作假行为的刑事追责范围。在自然资源犯罪领域，本罪保护法益从传统的行政管理、财产价值，升级叠加生态环境公益法益。非法采矿罪新增采矿权豁免规则，细化合规边界，但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垂钓等罪名的前置认定标准仍存在实务争议，疑难问题尚未完全消解。行刑衔接方面，法典构建行政正向移送、检察反向监督的闭环机制，明确行政机关不移送涉罪案件需承担法律责任，可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刚性督促履职，同时规范行政证据刑事转化规则，有效打通环境治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通道。

许永安副主任结合相关立法工作谈了几点体会，认为汪教授的主旨演讲从生态环境法典对环资犯罪实体认定的结构性影响出发，全面介绍了四类犯罪的实体认定和行刑衔接问题，兼具实体与程序视角，对加强生态环境刑事治理研究及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还提出，从法典与刑法等关系的角度，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具有重大意义，也使生态环境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二是法典编纂过程中对刑事责任条款的立法模式曾有研究，最终采取现行立法模式；三是生态环境犯罪属于行政犯，在犯罪治理中行政管理部门有很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要处理好惩罚与治理的关系，坚持刑法谦抑原则；四是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引入，涉及和民事赔偿及罚金的关系，也与公益诉讼法相关，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报告环节

论坛第一单元的报告环节由澳门六合彩开奖结果走势图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李晓红主持。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曹东，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论文一等奖作者代表杨莉妮，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斌作主题报告。

曹东检察官通过介绍非法采矿罪的立法沿革、司法发展和实际案件的处理情况，指出当前非法采矿罪的刑事治理存在四个疑难问题：一是本罪保护法益呈现复合型，涵盖社会管理秩序、矿产财产所有权及生态环境权益；二是前置行政法与刑法处罚的行刑衔接认定标准模糊；三是无证采矿、超范围采矿、许可证到期续采等情形的入罪边界争议较大，新矿产资源法权证分离规则也带来新的认定难题；四是“情节严重”的司法把握及违法性认识、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适用存在实操分歧。

杨莉妮副检察长指出，采矿许可证到期后开采行为的定性分歧由来已久，许可证期限届满等同于“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形式判断立场，混淆了合法许可自然终止与自始无证无权的本质差异，背离了《行政许可法》的信赖保护原则，不当扩张了非法采矿罪的处罚范围。通过引入实质解释，以行政信赖强度为核心标准，构建“无信赖定罪、强信赖出罪、弱信赖从宽”的类型化认定模式。在此基础上，从实体法分层适用、程序谦抑衔接与罪量认定精细化三个维度，为此类案件的司法认定提供体系化指引。

李斌律师基于对804份非法采矿案件文书的实证研究，指出矿产品价值认定是非法采矿罪定罪量刑的关键。实践中，价值认定方法高度依赖销赃数额与价格认定报告，导致五大突出问题：一是价格认定报告近乎“一证独大”，其资质、基准日选择等缺乏严格审查；二是数量测算常忽略矿坑历史产出、表层土剥离及可采率等专业因素；三是销赃数额是否应扣除开采、运输等成本的争议影响罪与非罪；四是“销赃数额明显不合理”缺乏明确认定标准；五是司法解释规定的省级主管部门出具报告的程序基本被闲置。李斌律师建议，应当强化对价值认定报告的实质性质证，明确成本扣除原则，并以价格偏离度30%等标准界定“明显不合理”，激活多层认定体系，确保裁判经得起检验。

李晓红副检察长指出，三位嘉宾分别从全国非法采矿罪的司法实践困境、办案经验做法以及矿产品价值认定三大专业层面进行了深入分享，使与会者对如何高质效、精准地办理此类案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讨论为准确把握犯罪认定、实现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宝贵启发。

评论环节

论坛第一单元的评论环节由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刑辩中心主任梁雅丽主持。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孔德伦，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震乾参与评论。

孔德伦副院长从法秩序统一视角出发，指出新《矿产资源法》实行权证分离后，非法采矿罪“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刑法解释面临挑战。孔德伦副院长认为，该罪保护的核心法益是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单纯的行政程序瑕疵不应入罪。对于以探代采、行政机关默许或参与监管的情形，若未实质侵害矿产资源所有权，可依法出罪；采矿许可证到期后，若行政机关仍将其确定为供应主体或有延续意思表示，应基于行政信赖审慎入罪。孔德伦副院长强调，司法中应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结合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刑事政策，作出有利于矿业权人的实质解释，防止将经济纠纷作犯罪处理。

刘震乾检察长围绕《实质解释下非法采矿罪超期开采的类型化出罪》一文，充分肯定了以行政信赖强度为核心构建三分出罪体系的价值。刘震乾检察长指出，不可机械地使用“到期即无证、无证即入罪”的做法，主张坚持刑法谦抑性与实质解释，运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区分超期开采的不同情形。刘震乾检察长认为，若采矿权人已履行延续申请义务且行政机关处于作为状态，基于信赖利益，不应认定为犯罪；只有主观恶性明显且缺乏延续基础的，才纳入刑法规制。最后，他提出四项治理理念：坚持穿透式审查精准司法；治罪与治理并重，用好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推动生态修复；强化行刑衔接；落实宽严相济分类分层处理。

梁雅丽律师指出，当前非法采矿已延伸至建设工程、生态修复等非矿山生产场景，需从实质认定、行政监管及企业合规等维度，探索此类行为的责任边界与源头治理体系。

报告环节

论坛第二单元的报告环节由澳门六合彩开奖结果走势图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李卫国主持。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全国十佳公诉人王勇，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部主任、全国十佳公诉人欧阳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黄成作主题报告。

李卫国副检察长指出，在长江十年禁渔背景下，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刑事治理面临入罪门槛把握、行刑无缝衔接及恢复性司法理念贯彻等新挑战，亟需理清。带着这些问题，本单元邀请了在检察、审判一线深耕且兼具深厚理论功底与丰富实务经验的专家，从不同视角为会议带来鲜活的案例与深度的思考。

王勇检察长结合洪泽湖流域办案实际，揭示了当前职业化非法捕捞团伙因作案工具马力远超执法艇、全程戴头套反侦查、单次现场渔获难以达到500公斤入罪标准等带来的“追不上、抓不到、查不清、判不重”的实务困境。王勇检察长指出，应运用刑法解释学方法重构事实认定框架，将评价视野从单一的“现场渔获”这一个点，拓展至包含犯罪预备、跨省流窜、规律往返等行为的完整时间线与全链条。王勇检察长认为，在认定情节严重时，不应机械套用某一特定数额的唯一标准，而应将职业团伙的作案次数及其对水域生态的破坏作为核心评价依据，并通过推定规则解决行为人当场将禁用工具沉入水中的认定难题，从而实现对职业化犯罪的精准打击。

欧阳昊主任结合上海江海交汇、省际交界的区域特点，介绍了非法捕捞犯罪呈现的类型复合、管辖多元、跨区域流窜作案等特征。同时分享了上海通过集中管辖、统一取证指引、跨部门协作及“刑事+公益”一体化办案等治理经验，并深入剖析了三个实务难题：一是跨省域禁用工具标准不一带来的法律适用困惑，建议推动区域标准统一；二是上下游犯罪量刑失衡问题，提出应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形成稳定供销关系的上下游犯罪保持量刑均衡；三是本罪缺乏资格刑配置导致特殊预防效果不佳。欧阳昊主任建议，探索打通从业禁止的制度通道，形成“刑事追诉+资格剥夺”的闭环治理。

黄成庭长从重庆法院的司法实践出发，指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保护法益已从传统的国家渔业资源管理秩序，升级为包含水生生物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的复合型法益。在入罪标准上，黄成庭长主张对地方规定的禁用工具及新型工具，应坚持是否对生态环境造成同等实质性损害的同质性评价标准。同时，黄成庭长重点介绍了重庆法院在全国率先出台的非法捕捞犯罪量刑指引，该指引突破了唯渔获物数量与经济价值的传统量刑逻辑，确立了以禁用工具方法为量刑起点，综合考量水域生态保护等级、渔获物生态价值等损害因素，并以被告人履行生态环境修复或赔偿责任作为反向调节情节的多元化量刑体系。

评论环节

论坛第二单元的评论环节由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社科处处长高巍主持。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普通刑事犯罪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黄明雪，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主任赵耀参与评论。

黄明雪检察官结合四川作为长江上游97%区域属长江流域的省情，分享了两点共性观察：一是非法捕捞犯罪态势经过初期的爆发式增长后，自2023年起已呈下降拐点，符合专项行动的客观规律；二是司法理念已从单一的打击犯罪转向治罪与治理并重，并普遍认可复合型法益保护。黄明雪检察官回应了上下游犯罪量刑均衡、禁用工具及禁渔区认定等实务困惑，同时，高度评价王勇检察长生动还原犯罪现场的证据建构思维，认为在审慎使用兜底条款的前提下，这种立足于时空条件与行为手段的取证论证方式，对激活司法解释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赵耀律师从行政立法与执法的视野出发，强调处理本罪的核心在于将刑事司法与行政规范有机衔接。赵耀律师认为，应当坚持刑法谦抑性，刑事评价必须以国家法律规定为严格依据，仅凭地方性、区县级规范性文件设定的禁渔期等，甚至连行政不法都无法确定，更不能作为刑事入罪的依据。同时，赵耀律师对上海、重庆等地在刑事追诉与资格剥夺、刑事制裁与生态修复衔接上的创新作出积极回应，并主张在行刑民交叉的治理中，应坚持刑事程序先行的原则，通过综合治理实现立法目的。

高巍教授坦言从三位实务专家的报告中获得了极大启发与共鸣。高巍教授认为，司法实务界已在合法的内部框架下，通过对事实链条的重新归纳与证据框架的能动建构，实现了实质性突破。同时，对于将进入水域即视为着手、当众抛弃工具即推定禁用等，以及将区县级规范性文件作为裁判依据的做法，仍需警惕架空立法权与过度扩张的风险。

圆桌对谈（一）由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全国十佳公诉人鲍键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教授、副院长郑雅方，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徐艳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吴良志，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赵宏，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刑委会副主任张云泉参与圆桌对谈。

郑雅方教授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涉外法治的宏观视角切入，指出当前行刑衔接理论对反向衔接支撑不足，应借鉴规制金字塔理论，将刑法定位为最高层级的治理手段。郑雅方教授强调，在营商环境全球评估与涉外法律斗争中，环境刑事司法具有天然的涉外优势，是维护国家利益与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场域。

徐艳阳院长从“环资犯罪的非刑事制度”出发展开对谈思考，反思了过度依赖刑事手段的弊端。徐艳阳院长借“法学幼稚病”之问，提出应警惕“重拳出击”的单一思维，正视环境保护与开发的复杂悖论，并呼吁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行政力量、犯罪学经济学思维以及民事手段在综合治理中的关键作用，而非让司法“小肩膀”独扛大旗。

吴良志庭长从刑法教义学出发，以行政从属性的积极与消极面向为底层逻辑，强调行刑衔接应更多关注出罪问题。吴良志庭长指出，环资案件行刑衔接的特殊性在于修复责任，这一责任的多元化履行方式深刻影响着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的统筹适用。

赵宏教授从行政法视角精细剖析了行政许可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分离理论。赵宏教授认为，刑法在判断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许可时，应与行政法秩序保持一致：只有合法的许可能作为入罪条件，而有效（即使可撤销）的许可能够作为出罪事由，以此划定了行刑衔接中行政许可拘束力的边界。

张云泉律师通过一起污染环境案，揭示了行刑衔接中部门规范性文件被直接作为定罪依据的实践乱象，并指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篡改监测数据”等核心行为认定上存在标准差异，重申了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独立判断的必要性。

鲍键检察长作为主持人，串联并提炼了五位对谈嘉宾的观点。从郑雅方教授的宏观治理视角，到徐艳阳院长“非刑事制度”的哲学反思，再到吴良志庭长对行刑衔接特殊性的剖析、赵宏教授关于行政许可效力分离理论的跨学科冲击，以及张云泉律师对规范性文件滥用作定罪依据的实践困惑，坦言刑法实务者面对行政法逻辑时的冲击与启发。本环节末，鲍键检察长指出，阴阳交互、动态平衡的哲学恰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根基，也象征着论坛长青与学术碰撞的永恒价值。

8月8日的自由讨论环节由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蔡道通主持。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一级高级检察官罗庆东从刑事政策与个案事实审查两个维度进行了回应。一方面，环境犯罪治理总体从严，但对普通渔民应坚持宽严相济、分类处理。另一方面，争议案件中对行为人抛弃工具等情节的认定，证明路径具有个案特定性。最后，蔡道通教授指出论坛设置跨学科、跨职业的交流弥足珍贵，同时也结合几位参会者的提问表示，司法不应被过度神化为“社会最后一道防线”，刑法应保持谦抑，只在关键时刻出场。

本环节由澳门六合彩开奖结果走势图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李世清主持。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陈兴良进行总结。

陈兴良教授围绕非法采矿罪中“未取得采矿许可证”这一核心要件，结合我国矿产资源法的制度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总结。陈兴良教授指出，1986年旧法实行“权证合一”制度，采矿许可证同时承载物权与行政许可双重功能，未取得许可证即同时侵犯财产权与管理秩序。然而，2024年修订的《矿产资源法》引入矿业权概念，实行“权证分离”——矿业权证书确认用益物权，采矿许可证仅作为独立行政许可凭证。基于这一变革，陈兴良教授认为，应对“未取得采矿许可证”作实质区分：既无矿业权又无许可证的盗采行为，具有财产犯罪属性，应入罪；采矿权人仅有物权而缺许可证的，仅属行政违法，未侵犯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不应入罪。陈兴良教授进一步指出，新法实施后，矿业权人可在登记时一并申办许可证，且两证期限一致，客观上已消除权证分离下的违法空间；若两证均已届满后仍擅自采矿，则以非法采矿罪论处完全符合立法目的。据此，陈兴良教授建议刑法适时将罪状修改为“未取得矿业权而非法采矿”，以准确回应制度变革，回归本罪惩处侵犯矿产资源行为的立法本意。

李世清副检察长表示，既然制度变迁已将问题澄清，后续的行刑衔接机制如何有效承接由此产生的惩罚与治理关系的转化，仍是实践中的真问题。陈兴良教授谈到的关于“超期后两证消灭仍应入罪”的判断，有助于为实务争议提供确定性依据。

8月9日的主旨演讲环节由上海市政协社法委副主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全国审判业务专家黄祥青主持。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原庭长、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刘竹梅作主旨演讲。

黄祥青副主任结合论坛首日的内容，概括了污染环境犯罪的四个实务难点：其一，作为典型的法定犯，如何准确把握违法性认识；其二，危害结果常由多因一果导致，如何精准厘清归责主因；其三，污染后果呈渐进式显现，如何完整评估其严重危害性；其四，刑事责任落地涉及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的综合运用，如何形成最佳法律解决方案。

刘竹梅副会长分别从环境资源刑事审判总体情况介绍和生态环境法典背景下对刑事审判的思考两个部分进行主旨演讲。刘竹梅副会长介绍了环资审判在服务大局、依法惩治犯罪、探索特有裁判规则以及推进“三合一”审判与集中管辖等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目前全国已建立有2800余个专门环境资源审判机构或组织，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评价为“世界领先”。而环境资源案件的界定仍是基础性问题，必须按生态环境资源要素而非案由划分，才能真正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要求的专业化建设。针对法典与刑法的关系，刘竹梅副会长强调，法典对刑法的引致适用做了统一规定，但二者之间是“有限的从属性”关系，并指出实务中在保持刑法独立判断的同时，可从原则性与具体规则、强制性与倡导性规定、技术标准与管理标准、不同位阶法律规范四个维度进行区分审查。其中，刘竹梅副会长特别解读了法典“最严法治与过罚相当”原则，认为这是对既往执法中某些过重倾向的纠偏；同时强调，修复责任应是环境犯罪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多次受行政处罚则应作为从重情节，以防止行为人以“蚂蚁搬家”方式规避刑事追诉。最后，刘竹梅副会长指出，矿产资源法修改已将矿业权从“用益物权+行政许可”的双重属性转向以用益物权为核心，这一底层逻辑的变化值得刑事司法实务高度关注。

报告环节

论坛第三单元的报告环节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一级高级检察官罗庆东主持。澳门六合彩开奖结果走势图 普通刑事犯罪检察部副主任、论文一等奖作者代表李娅嬛，山东省莘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全国十佳公诉人袁家鹏作主题报告。

李娅嬛副主任以《生态环境法典背景下气候累积犯规则扩张的限度构造》为题，围绕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累积性风险，探讨刑法的介入及其限度。李娅嬛副主任指出，气候损害具有长期性、累积性和不确定性，单个气候负担行为虽难以独立造成现实损害，却可能经由大量同质行为叠加而危及气候系统稳定，由此催生“气候累积犯”的归责问题。较为妥当的路径，是将其重构为“实质适性犯”，以行为是否具有经由累积危害集体法益的客观适性作为入罪依据。同时，以同质性解释规则限制归责扩张，通过“客体—行为—法益”三维判断，审查未被明示列举的新型气候相关行为能否被纳入既有罪名射程，并与比例原则、罪责原则、行政从属性原则共同构成气候刑法有限能动的边界。

袁家鹏检察长从基层院视角出发，介绍了莘县检察院2022年以来污染环境案件的实践经验。袁家鹏检察长指出，在具体案件办理过程中，大致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主观过错的认定，行为人常以不知情为由辩解，能否依据环评缺失、处置价格异常等客观事实推定其明知存在争议；二是排放数量认定缺乏统一标准，供述、记账本、面积测算等方式各有不足；三是因果关系认定，如倾倒物与致人死亡气体是否具有同一性等问题成为庭审焦点；四是生态修复赔偿与刑事从轻处罚的衔接，以及刑事程序与公益诉讼程序在时限上的协调。袁家鹏检察长建议，明确从轻处罚的适用标准、将生态修复作为量刑重要参考、加大单位追诉力度，并主张以同步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原则优化办案程序。

罗庆东副厅长表示，李娅嬛副主任提出的“刑法有必要介入但须适度”的核心观点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并指出袁家鹏检察长介绍的经验做法与提出的困难问题带有普遍性，是一个基层检察院依法履职的生动写照，令人感受到环境犯罪治理的任重道远。

评论环节

论坛第三单元的评论环节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二级高级法官、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罗开卷主持。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鼎，泰和泰（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吾采灵，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刑事三部主任陈欢欢参与评论。

王鼎律师认为，讨论气候累积行为时需注意中国刑法“定性+定量”的结构特征。在此背景下，通过司法解释将气候累积行为类型化地嵌入现有罪名体系，比直接诉诸兜底条款更符合法的安定性要求。王鼎律师还提出，“《生态环境法典》第150条课予排污企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环境污染’的义务，该条款作为强制性规定，未来是否会成为认定污染环境罪‘违反国家规定’的前置法依据？”这类问题在法典施行后或将成为实践中的争议焦点。

吾采灵律师聚焦污染环境案件中第三方鉴定意见的实质审查问题指出，目前绝大多数鉴定意见由控方委托，鉴定机构与办案机关可在出具意见前反复沟通修改，中立性先天不足；进入审判阶段后，法官因专业壁垒鲜少实质审查，导致有问题的鉴定意见几乎未被推翻。同时，从程序与实体两个层面，吾采灵律师认为，程序上鉴定人员无资质、引用技术文件已过期、不按规定签字等问题频发；实体上采样人员无采样资格证、采样点选取违反技术规范、鉴定机构依赖第三方检测报告进行“间接鉴定”而原始采样过程无从核查等，均直接影响因果关系认定。

陈欢欢律师提出，首先，在环资审判专业化和法典带来前置法源结构性变迁的背景下，刑事律师需要在四个维度提升能力：一是法律规范解释能力；二是综合证据分析与事实建构能力；三是跨学科复合型知识储备；四是辩护关口前移。其次，辩护理念应从“对抗式”转向“协同修复式”，修复效果与刑事责任深度捆绑，律师可积极介入修复方式选择与修复效果的量刑对应等全新维度。

罗开卷庭长指出，两位报告人的发言一个重理论建构、一个重实践探索，但目标高度一致，即实现环境犯罪的精准治理。针对三位评论人的发言，罗开卷法官指出，关于第三方鉴定意见缺乏实质审查的问题值得思考，对司法实务中推进庭审实质化、确保证人鉴定人出庭等具有重要的提醒意义。

报告环节

论坛第四单元的报告环节由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彭剑鸣主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庭庭长、论文一等奖作者代表周德金，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副主任、全国优秀公诉人许蕾作主题报告。

周德金法官以《非法采矿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竞合处断》为题，聚焦实务中的小切口问题进行主题报告。周德金法官指出，两个罪名因法条相邻、行为关联而常出现竞合，实务中有一审以牵连犯择一重罪、二审改判想象竞合的情况，影响了裁判统一。对此，周德金法官提出区分处理的方案：若采矿行为仅在地下进行、与地表占用无重合，应数罪并罚；若露天采矿直接破坏地表，属想象竞合从一重；若部分区域重合，亦以数罪并罚为宜。同时，对于因竞合只追一罪而导致的程序遗留问题，认为未被追诉的罪名事实可能影响赃款追缴与惩罚性赔偿，因此主张不论竞合形态如何，均应另行侦查、起诉、审判，以保持案件事实的完整性与追赃挽损的实效。

许蕾副主任以上海集中管辖实践为背景，梳理了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的五大特点：案发区域集中于远郊、手段以倾倒渣土为主且隐蔽性强、团伙化链条化特征突出、案发周期平均超十四个月、危害后果修复成本极高。许蕾副主任对此提出三个实务难题及其应对建议。一是追诉期限问题，该罪属状态犯而非继续犯，不应无限追诉，且与污染环境罪的追诉期限相协调；二是因果关系认定问题，针对多人同时倾倒渣土致危害混同的情形，提出事实归因、客观规则、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三步审查法，并主张对后续行为采用二分法区分增量损害；三是毁坏标准问题，上海“行政认定+司法鉴定+专家辅助”的综合认定模式值得借鉴。

彭剑鸣副检察长结合两位报告人的发言，提出“当出现争议时刑法为何常常退缩？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是否应以相对人善意为前提？行政机关的漠视能否成为当事人行为免责的依据？环境标准千差万别，如何在不同地区间寻求司法标准的统一？”等问题，为论坛的开展提供了更多的思考方向。

评论环节

论坛第四单元的评论环节由西北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付玉明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于改之，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吕江参与评论。

于改之教授基于两位报告人的发言，着重阐述了三个理论问题。第一，关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适用。刑法作为前置法的保障法，行为未违反前置法的，无论如何不能构成犯罪；前置法上合法的行为，刑法上不能作为犯罪处理。第二，关于本罪的保护法益。单一的管理秩序说或财产法益说均不足以揭示本罪本质，更适宜采复合型法益观。第三，关于新司法解释对本罪构成要件的影响。新司法解释通过类型化列举毁坏方式，使既遂时点从“种植条件严重毁坏”前移至“建筑物基底完成”等行为阶段，实质结果要件趋于虚化，行为犯色彩增强；同时前科制度降低入罪门槛，引入了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考量，与法益侵害为核心的传统逻辑存在一定偏离，其正当性仍有待审视。

吕江律师结合报告提出了几点思考。一是对二审以提前履行一审未生效判决的修复费用为由改判缓刑质疑；二是在修复责任与量刑的衔接上，实践中多以预付修复费用换取从宽，但土地若无法修复，仅靠交费能否从宽仍存疑问。三是关于本罪属于状态犯而非继续犯的观点，有助于为辩方提供更大空间。四是司法鉴定存在先入为主、方法形式化等弊端，辩方合理质疑难以得到实质回应。五是地方政府以红头文件或会议纪要默许占地的情况下，行为人能否基于政府信赖进行主观不明知抗辩，值得探讨。六是关注“以罚代刑”现象，部分严重破坏环境资源案件仅止于行政处罚与民事退赔，刑事程序缺位背后的复杂考量引人深思。

付玉明教授对两位报告人的发言进行归纳，周德金法官探讨了非法采矿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竞合处断问题，许蕾检察官围绕追诉期限、因果关系及毁坏标准三个实务难题展开了分析。同时对于改之教授的跨单元思考评论和吕江律师的实务思考作出了肯定回应。并指出三届论坛的举办真正贯通了学术界与实务界，打造了品牌，产生了良好效应。

圆桌对谈（二）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易小斌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程雷，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欧灵军，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崔庆林，云南省临沧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万玮，澳门六合彩开奖结果走势图 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杨学正参与圆桌对谈。

易小斌检察官指出，在生态环境法典确立“生态文明检察”概念与系统治理理念的背景下，如何将四大检察统一于这一概念之下，建立协同高效的衔接机制，统筹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责任以及区域、部门之间的衔接，是本次对谈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程雷教授结合参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审议的经历，分享了立法过程中的三个争议焦点：一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定位问题，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其依据支撑不足，但立法机关态度模糊；二是“检察意见”与“检察建议”的区分问题，认为二者并无本质差别，目前二审稿已删除“检察意见”的表述；三是审级问题，主要体现在审级之争和涉外条款之争两个方面。

崔庆林检察长以洱海保护为样本，从实务角度归纳了五点体会：一是坚持客观理性，紧扣公益损害“四要素”与办案“四环节”，确保高质效办案；二是以审前程序为重心，98%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在诉前解决，充分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判断；三是坚持协同共治，通过磋商厘清职责边界、推动跨部门联动；四是依托网格化管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五是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推动跨区域流域的系统治理。

万玮检察长聚焦澜沧江跨境流域治理，分享了“专案切入、机制赋能、支流支撑、行刑衔接”的实践经验，并坦陈基层办案面临的四大堵点：历史遗留污染案件鉴定费用高昂、关停企业无赔付能力导致责任落空、行政代履行机制在无主体污染面前规则模糊、行刑衔接标准不统一致案件空转。万玮检察长建议，建立关停企业遗留污染专项基金、优化鉴定分级适用规则、明确行政代履行的适用边界，以破解“有损难鉴、有责难追”的困境。

欧灵军副检察长系统梳理了不同不起诉类型下行刑反向衔接与公益诉讼的程序选择问题：绝对不起诉案件应优先适用行刑反向衔接，以行政处罚实现高效治理；相对不起诉案件需分层处理，行政手段足以覆盖公益修复时单独适用反向衔接，不足时叠加民事公益诉讼；存疑不起诉案件应优先适用民事公益诉讼，借助环境侵权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填补因主观明知无法证明而产生的追责真空。

杨学正主任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的三个实务问题发表了见解：一是预防性公益诉讼的适用，认为对存在重大生态安全风险的行为应优先开展行政公益诉讼，以民事公益诉讼兜底；二是民事、行政、刑事三种责任的协调，主张三者功能各异，并行追究不构成重复评价，但个案中需考量赔付能力与监督必要性；三是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在严格把握“违法、故意、严重后果”三要件的基础上审慎适用，并注意与刑事罚金的协调。

8月9日的自由讨论环节由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赵春玉主持。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副局长杨延锋提问：在盗采矿产资源过程中，因未按安全生产标准作业导致人员死亡，应定过失致人死亡罪还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车浩教授回应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以“有资质主体违反安全规范”为前提，盗采本身即属非法行为，类似于无证行医不构成医疗事故罪，因此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更为合适。

内蒙古饮冰律师事务所律师马银伟对农牧民非法占用农用地问题质疑，认为对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不宜简单动用刑法手段，陈兴良教授回应指出，刑法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应发挥一定作用，但仅属补充性措施，行政等手段亦应发挥功能；个案中如犯罪人确为弱势群体，在刑罚裁量时应考量其特殊情况，体现宽严相济。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检察院普通刑事犯罪检察部主任魏兵兵就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追诉期限提问，主张区分情形对待，采矿型破坏采状态犯、建房型占用采继续犯。许蕾主任回应称，自己倾向于状态犯观点，理由是该罪的核心行为是改变土地用途并造成毁坏结果，而非单纯的持续占用状态；同时行政监管长期缺位的问题亦值得反思，治理应协同各机关形成合力。另一位检察官就农用地性质认定的标准提问：以现状地类还是规划地类为准？许蕾主任认为，不能一刀切，需综合考量土地规划用途、现状利用、历史遗留因素及行为人违法性认识，司法机关应在个案中谨慎把握。

另一位参会者就专家辅助人权利保障问题作出提问。黄祥青副主任回应，法官应充分保障辩护权，对专业问题持审慎态度，多方听取专家意见，力求找到最合理的结论，有争议时保持沟通与尊重，这是解决问题应有的基本方式。

赵春玉教授就自由讨论环节的问答进行了总结。本届论坛选题能够引申到行政犯的认定问题之中。行政犯的认定不能脱离行政法规，但刑法对行政法不能依附，必须坚持独立的刑事违法性判断；应将抽象的“秩序与制度”法益还原为具体的法益，以实质判断作为定罪的核心标准。

澳门六合彩开奖结果走势图 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杨永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车浩作闭幕致辞。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云南省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会长陈伟强主持。

杨永华副检察长代表澳门六合彩开奖结果走势图 ，向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学者与实务同仁致以诚挚感谢。作为三届论坛的亲历者，杨永华副检察长回顾了论坛三年历程，将其迅速成长为全国性高端学术品牌的核心密码概括为三点：一是主题谋划高远精准，三届论坛紧扣时代脉搏、层层递进；二是融通层级权威稀缺，实现了学界、立法、司法、实务的多维闭环研讨；三是云南得天独厚的生态人文禀赋为论坛提供了绝佳土壤。杨永华副检察长指出，本届论坛紧扣生态环境法典实施新要求，聚焦四类重点罪名与行刑衔接、公益诉讼两大机制，直面实务难点，形成了一批可落地的理论成果与实践良方。他期待以本届论坛为新起点，持续打造全国刑事法治研讨的标杆品牌。

车浩教授以导演李安对电影功能的阐释为喻，分享了自己对学术会议意义的独特理解。会议的功能并非对某一问题进行面面俱到的论证——那是论文的使命——而是创造令人印象深刻的“瞬间”与“片段”。车浩教授列举了本届论坛中诸多难忘场景并指出，正是这些片段构成了与会者对论坛的整体记忆，也塑造了对法律共同体理想图景的美好想象。车浩教授还就法治的定位发表了看法，作为社会治理工具，法律的功能不是做增量，而是止损与防损，因此刑事手段作为成本最高的治理方式，必须审慎启用，以最小成本实现治理目标。最后，他向全体与会嘉宾、承办单位与合作律所致以诚挚感谢。

陈伟强教授指出，论坛中令人难忘的精彩瞬间和熠熠生辉的精彩片段，正是滇池刑事法治论坛最宝贵的财富。陈伟强教授表示，每一位参会者都因这场论坛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美好记忆。